日前，我國多處地區出現了嚴重的“電荒”現象，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蘇等十余省市均不同程度地遭遇缺電危機，各地相繼展開了拉閘限電等措施。
作為轉型經濟的特點之一，我國的電價仍由政府控制，沒有實現市場化。政府管好電價，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政府能夠預測電力需求變化，并在此基礎上有效地運用行政手段調控電力投資，包括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二是政府能夠適時、適當地控制電價�！半娀摹弊鳛閷﹄妰r控制的結果大家有目共睹，政府是否具備這兩個條件也自然無需爭辯。
政府認為自己能夠管好電價，主要是以原料和產品的實物指標為依據的，全國范圍內電煤的供應基本充足，而且增產潛力較大，發電裝機容量可以基本滿足用電需求。但是，它卻忽視了電煤和電力價格指標背后的供求關系，計劃經濟的習慣性思維與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嚴重沖突。我國煤炭價格已經實現市場化，但由于電力生產與銷售環節尚未市場化，因此上游電煤價格放開并不能通過產業鏈條傳導至下游，由于電煤占到全部煤炭的50%，煤炭成本又占電力發電總成本的70%，電煤價格上升必然擠壓發電企業的利潤，造成大面積虧損，這種“一頭放開、一頭封死”的做法讓發電企業叫苦不迭，從而相應降低它們發電積極性，通過各種手段減少電力供應，導致電力缺口。由于國民經濟對電力需求較大，電力生產總量仍在擴大，從而推動電煤價格繼續上漲，使得煤電關系陷入惡性循環。
既然政府無力管好電價，何不完全放開？其實，政府也有苦衷，在各方利益沒有理順的情況下，完全放開會帶來巨大的價格波動，引發一系列負面效應。政府身處“荒”與“變”的“兩難困境”，“忍荒拒變”往往成為一種次優選擇，這也符合我國漸進式改革的思路。但是，這種選擇雖然可以暫時維持原有局面，但往往可能錯失改革良機，使電力供求矛盾越積越重。另外，即使政府能夠大膽地行政調價，也會引起煤炭企業和發電企業的“道德風險”問題，各方都難免會用較大的精力預期政策變化，導致一定程度的“政策失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政調控價格只能是一種臨時性、過渡性的措施。
實際上，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在能源領域形成了一種有別于橫向價格雙軌制(或“產品價格雙軌制”)的縱向價格雙軌制(或稱“生產過程價格雙軌制”)。這種體制在煤電上的體現尤其明顯，上游的煤炭市場競爭相對充分，價格基本由市場決定，電煤為“市場軌”；下游的電力市場本身壟斷性較強，又受到政府嚴格的價格控制，電力為“計劃軌”。“市場煤”與“計劃電”頂牛，煤電不能互動，可以說，“電荒”的出現完全是“人禍”所為。
正是在這種縱向價格雙軌制之下，能源價格過于低廉，大量能源浪費使用，高能耗產業過度發展，形成了有限的電力增長與粗放發展方式對資源、能源無限制索取的矛盾。中電聯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化工、建材、鋼鐵冶煉、有色金屬冶煉四大重點行業用電量合計3512億千瓦時，僅少于歷史最高水平的2010年二季度，占全社會用電量的比重為32.2%，高耗能產業對“電荒”做出了“杰出貢獻”。
針對“電荒”，我國政府采取了“煤電聯動”或批準提價等行政措施，但總是難免被動和滯后，且調整目的僅限于緩解發電企業的燃“煤”之急，而非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種調整還容易陷入“進退兩難”，當宏觀經濟環境比較寬松、通貨膨脹壓力較小時，煤、電企業運行正常，調價被拋之腦后；當宏觀經濟環境趨緊、通貨膨脹壓力較大時，煤、電企業成本上升，調價呼聲再次升高，但此時政策又投鼠忌器、顧慮重重，當前就是這種情況。雖然最近電價幾經調整，但與煤價上漲相比調整幅度有限，對發電企業而言僅是杯水車薪。由于資源性和能源性的動力產品天然稀缺，煤炭價格的攀升不可逆轉，縱向價格雙軌制下的煤電關系會日趨緊張。
放開煤價，管死電價，違背市場規律。如果煤炭價格必須反映能源稀缺和環境成本，電價也必須同步反映。從長遠看，走徹底的煤電市場化改革道路是解決煤電價格矛盾的唯一和根本出路。要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加快電力市場化改革進程，在堅持放開煤價的基礎上，積極創造條件，盡快形成競價上網的定價機制，并實行上網電價與銷售電價的市場聯動，將發電市場和終端用戶緊密連接起來，讓電力用戶體會和感受到發電市場甚至是煤炭市場的波動變化，讓價格充分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及資源的稀缺程度。這種“穩定一頭、加快改革一頭”的縱向思路是正確解決縱向問題的“對癥之方”。■
免責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電源在線網無關。其原創性以及文中陳述文字和內容未經本站證實，對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內容、文字的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請讀者僅作參考，并請自行核實相關內容。
來源：新浪
0755-82905460
郵箱 
：
